12 H

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两种定义，同样，对无产阶级也有两种定义。从生产关系看，没有生产资料只有劳动力的，即属于无产阶级。更进一步，失业者是劳动力的后备军，因此也是无产阶级。按照此定义，则古代中国的佃农、雇农和失去土地流入城市的所谓流民（即失业者），都属于无产阶级。所以，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。
另一个定义是从生产力方面看的。马克思认为，资本主义制度只能产生于现代工业。相应地，也只有在现代工业条件下，才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分。资产阶级无法支配现代生产力，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。只有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支配现代生产力，生产资料公有化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。所以，无产阶级革命代表着新的生产力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，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。顺此逻辑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认为，古代中国的农民革命代表着旧的生产力，是旧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，只能完成王朝更替、历史循环。
这两种定义对革命的动力、时机、方式、结果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。按照前一种定义，革命的动力是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”，当阶级分化达到极点时，该社会就将爆发革命。革命的方式是形成革命组织，团结一切革命力量，推翻反革命政权。革命的结果则取决于领导集团的思想。当领导集团是陈胜、吴广时，革命将只能完成王朝更替。当领导集团是毛泽东式的理想主义者时，革命政权就可能成为人民政权，就有可能使社会财富分配倾向于劳动者，并且使劳动者联合起来，兴修水利，建设工厂（如果有现代工业），改进技术，还有可能使旧社会遗留的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的价值观得到重大改变。但是，当然，如果领导集团中毛泽东少，而陈胜、吴广多，则经过一段时间后，社会仍将恢复王朝时代。
按照后一种定义，革命的动力来自生产力的发展。当生产力还可以发展时，哪怕剥削、压迫多么深重，都不可能产生革命，也不应该革命——因为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。因此，革命的时机是旧生产关系容纳不下新生产力的发展。革命的方式是无产阶级的自发运动，夺取工厂、政权，不需要结构分明的革命组织，也不需要长期的革命斗争，甚至不需要斗争策略。革命的结果则是无产阶级对内民主、对敌专政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，计划经济，社会财富的极大涌流，共产主义的实现。
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，从生产力出发的革命定义有极大的问题。首先，它削弱了革命的人道性、正义性，把自由、平等、人权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；并且，赋予生产力发展以过高的地位，埋下了修正主义的种子。其次，它剥夺了革命的主动性和自发性。既然生产关系是否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是判断革命的时机的关键，广大受剥削压迫深重的无产者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革命，什么时候该忍受。谁来判断这个时机呢？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。他们围绕着一系列问题展开无休无止的辩论，例如什么是生产关系，什么是生产力，什么时候两者冲突到不可调和，俄国是不是资本主义，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，该是先帮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，等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壮大以后再革命（即二次革命论），还是直接动员农民推翻封建统治搞社会主义。革命历史表明，无论在德国、俄国、中国、还是北朝鲜，这种辩论客观上不是使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，推动历史进程，而是成为百无一用的空谈家，成为吸纳社会反抗能量的黑洞。在革命成功后，这种空谈家也并不能够帮助改造旧世界、建设新社会，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强调生产力的发展，忽视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改造的重要性和艰巨性，掩盖新的阶级分化倾向，从而帮助资本主义复辟。第三，它使革命者忽视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无产阶级的内部矛盾，既不注意对资产阶级的分化瓦解，不注重形成统一战线；也不注意无产阶级自身的分化可能，不注意价值观改造。它想像了一场自发的、无组织的、无领导的革命，把资产阶级的危机直接当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到来。这既无助于革命成功，更不会注意到革命成功后社会重新阶级化的可能。第四，正是由于忽视价值观转变的复杂性，无产阶级专政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就可能转化为官僚专政、权力私有制和权力斗争的温床，从而使社会化大生产的潜力被极大抑制。
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失败后，强调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，这是因为没有遵循马克思揭示的历史规律，在落后的、封建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搞了社会主义革命，是革命的早产儿，因此注定要失败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。按照他们的逻辑，只有工业资本主义发达的美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，革命才是能够持续的。或者说，只有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后，发生全球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，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成熟的、够格的、可以持续的。如果他们的逻辑成立，则革命就将变得遥遥无期，世界各国深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就只能逆来顺受了。即使如此，革命是否需要领导，资产阶级是否会自动交出统治权，革命后的政权是否会变质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。
 
 
可见，从生产力出发的无产阶级定义既不符合历史、也不符合逻辑，更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需要。
问题的关键在于，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，与具体的生产技术或生产力没有关系。不但可以有工业资本主义，还可以有农业资本主义；不但可以有工业无产阶级，还有可以农业无产阶级。相应地，如果资本主义有一天能够消失，它绝不会是生产力发展的自动产物，而是尖锐、复杂、长期的、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产物，是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战胜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产物。
因此，古代中国农民起义的失败，并非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，而是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牢固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。相应地，如果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变，哪怕发生在最先进的工业国的无产阶级革命，哪怕全球同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，也只能是改朝换代、历史循环。
六、 封建社会之说从何而来？
如果说，中国古代在经济上是市场经济，在各王朝的中后期甚至是大资产阶级群体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，那么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一说从何而来？
封建者，“封国土，建诸侯”也。西周是典型的封建社会。每一个受封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有完整的立法、司法和行政权，有自己的军队和臣僚，还有可世袭领地。有的诸侯统治有方，开疆拓土，贸易有无，人丁兴旺，逐渐成为一方霸主；有的诸侯内廷分裂动荡，外廷争权夺利，公卿势力坐大，统治无能，逐渐依附、衰落，成为蚕食、鲸吞和瓜分的对象。如此数百年后，西周王室逐渐丧失中央权威，中原大地诸侯争霸，进入春秋战国时代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废封建、置郡县，统一货币、度量衡、交通、文字等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，“百代都行秦政制”，“封土建国”的时代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。
 
 
如果说什么是真正的历史趋势、历史规律的话，从孤立、分散到联系密切，从小国寡民到大国众民，从承包制到直线职能制，从邦联到联邦，从弱联邦到强联邦，从封土建国到中央集权，一句话，从混沌到有序，倒是一个真正的、适用于古今中外各类组织的共同历史趋势。欧洲各国内部的废封建、置郡县过程大约完成于18世纪和19世纪，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和管仲改革。内部整合一经完成，便为对外征战称霸奠定了基础：先是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，接着是俾斯麦德国征服法国，时隔不久，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。这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。二战结束后，欧洲各国开始合纵进程，先是煤钢共同体，后是欧共体，再是欧盟，直到目前出现欧洲宪法框架，统一欧洲货币。美国则想方设法破坏欧洲的一体化进程，用英国牵制法、德，用新出现的东欧诸国牵制西欧大国，让法、德两国相互猜疑，令人想起秦国对山东六国的连横战略。
可见，把秦以后的中国当成是18世纪以前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，恐怕是很难有解释力的。对此，中外历史学家多数还是有共识的。那么，为什么还把封建社会的帽子扣到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古代社会头上呢？